循环教材,一个被诱人的“节约账、环保账”包裹着的美丽概念。近三年来,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教材循环使用;上海、江苏的有些学校已经循环使用教材近五年。五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,这个美丽概念遭遇了重重使用困惑。
面对着社会上大量的纸张浪费,回收环节缺失,难道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节省下一代的教材?这笔投向民族未来的钱,真的应该省下吗?
循环教材,一个被诱人的“节约账、环保账”包裹着的美丽概念。近三年来,抱着“培养小孩子责任感”、“建立环保节约意识”、“减轻学生书包”的初衷,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教材循环使用;上海、江苏的有些学校已经循环使用教材近五年。循环教材在学校中的推广是否成功、效果如何,记者认为评价的标准不应仅仅是这项制度给国家节约了多少经费,因为循环教材涉及的是教育,而教育的主体是人,是学生,学校教育是老师和学生互动的过程。考察循环教材使用的效果,就要看它给老师、学生带来了什么。这个美丽的概念,在中国现有的教育条件下,是否在实践过程中,开出了同样美丽的花朵,结出了累累硕果呢?
与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老师交流之后,记者感到,他们可以理解国家推行循环教材的初衷,也确实身体力行地在教学实践中配合着这项政策。但是,在教材循环的三年中,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,经常让这些教育工作者非常无奈。
“学期一开始,首先带领孩子们给教材包书皮。”纪珉是南京市樱花小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,自从开始实施循环教材后,包书皮这项本该在家里完成的事情,变成了课堂上必须由老师监督的事。南京市光华东街小学的副校长吴宁也说:“学期开始的时候要花一节课的时间讲循环教材的使用、保护,教育孩子们循环教材的好处。”但是,“三个月之后书的破坏率很高,有的就散架了”。
抛开教材的耗损不说,先关注因使用循环教材而占用的教学时间。由于循环教材原则上不允许被学生带回家,每次课后都要收上来,每次课前也都要发下去,如此一来,谁的时间被占了呢?
蔡琳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教导处主任,也是一位美术课老师。她和记者说,由于美术课没有专用教室,“我们会有固定的小朋友来给大家做收发教材的服务,小朋友要从老师的办公室或者其他班教室收了课本之后,送到下一个班,然后再发放。高年级能这样,低年级的话,教材就只有老师自己拿。”吴宁表示,收发教材的工作繁琐费时,“上课之前发,下课之后收,肯定要占用课间休息时间。”
记者拿到一份2008年——也就是教材循环使用第一年,南京四中阚晓燕老师所写的美术课教材循环使用意见,其中的一份记录如下:“第一周,52本,缺了3本,因不记名,谁也不承认;第二周,为弥补缺书现象,在教材右上角编号,对学号拿书,以便责任到人。收、发教材平均每节课要耽搁5分钟,费力、耗时,一周后随机发;第三周,教材破损开始严重,约一半教材的封面、内芯分离。请学生帮忙用胶带粘贴。有学生在教材中乱写,且无法查实,不利于随堂教育培育学生诚实的品德,而后在其他班级课堂中传阅,极度影响课堂教学秩序……”
教材循环使用为教师带来了苦恼,同时占用了学生本该接收知识或者运动、放松的时间。但是,记者进一步采访发现,教材循环使用给老师增加的繁琐工作,也许只是这项措施之弊的冰山一角。
吴宁算了一笔账:“一星期2节课,一个年级就照4个班算。每星期一本教材要翻看8次。”这样的使用频率,在小学生手中,三个月之后就会变成“杯具”——前文所说,“开学先教包书皮,三个月后掉书页”。
教材在学期中间出现破损怎么办?老师们的答案都一样:发动学生一起补。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节约的教育,但是,“小朋友新学期看到修修补补的教材,是不是会影响学习的心情呢?这也进一步增加了老师工作的繁琐性。”湖北一所小学的老师说。撇开修补教材给老师同学造成的麻烦不说,更重要的问题是:“因为教材每天都在班级间串,损耗量非常大,远超于补充量。”
每个科目的教材使用完一个学期后,会有30%左右的新教材补充进来,以淘汰那些在使用中污损无法复原的旧教材。乍一看,30%的量不小,每学期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能用上新书,理应能够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,但基层老师反映的情况让人大吃一惊:30%的补充量完全不够!
南京凤凰花园城小学的薛晶菲老师在总结循环教材使用情况时写道:“以我校真实的情况分析,目前一个年级有5个班,每班人数在52人上下,实际备教科书60本,一学期下来废旧率接近80%,低年级几乎全部废旧。”而江西的一位小学老师也表示:“我们的教材每年有大约20~40%的补充,这个是有定量的,但损坏率肯定会高过这个数目。”
为什么教材损耗率这么高呢?除了前面提到的使用频繁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,有些综合学科教材(如音乐)页码少,书脊薄,所以不能采用锁线装订方式,而只能沿用现有的骑马钉装订。这种装订方式不适宜长期反复翻阅,时间一长容易出现书页脱落现象。对此,苏州市教研员王欢老师就曾经向教育部分反映:现行教材的印装质量远远达不到国外教科书撕不坏、水泡不烂的水平,只符合教材人手一册、每学期用新书的要求。
想要将印刷成本为几块钱的教材,当成印刷成本十几美元的“循环教材”,于是,大量损耗不可避免的发生了。当损耗量超过补充量的时候,“我们的书不够,也就不能够发给孩子了,”吴宁说,这句话,道出了循环教材的真相。
“实际上,根本就没有循环。”蔡琳和记者说。作为一线教师,她的说法与记者了解的很多学校情况一致,蔡琳所说的“没有循环”当然不是指教材没有共用。没错,教材是在被共用,但是这种共用方式一定和循环教材政策的制定者们想象的大不一样。
蔡琳所在的南京长江路小学是5~6轨制,也就是说一个年级有5~6个班。配置的教材数量大约比班级平均人数多出几本,为50本上下。在初推行循环教材之时,教材严重的损耗让老师们大感头痛,修补、包书皮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,补充又跟不上损耗。于是,老师们想出了一个办法,正如蔡琳说:“减少学生的使用量。”
怎么减少学生的使用量呢?有的老师给相邻两桌学生发一份教材;有的老师在课前让同学们把桌子拼起来,几个人围坐共看一本教材;有的老师甚至只给每个小组发一份教材,大家传看。试算,如果一个班级50人本该使用50本教材,老师只发下了15本,并且在这个学期内本年级所有班级的此课程都只使用这15本教材。到学期末,这15本破烂的教材就可以被30%左右的新书淘汰,“这样,”蔡琳说,“其实一本教材,是每学期用完就不再用了。每学期使用过的,学期末报废。开学大家还是用崭新的教材。”
记者发现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是都会存在的,安徽的一位小学老师也说:“把孩子分成小组看教材这样的情况很多,为了节约教材。”本该让孩子学会珍惜的“循环”教材,在现实中成了被老师“节省”和“保护”的对象;本该一年年在孩子们手中传递的教材,却只在一个年级内只进行一个学期的“横向循环”然后就被淘汰;本该人手一本教材,看着五线谱歌唱,看着美丽图画沉醉的孩子们,只能将小脑袋挤在一起六七个人同看一本教材,看似节省又富教育意义的循环教材,竟然在教育实践中结出了如此荒诞又让人痛心的果实。
“从来没想到,我女儿上课竟然还要和好几个小朋友同看一本书!”某小学的家长马重和记者说。马重的女儿上四年级,“确实没想到,现在条件这么好,竟然孩子连一人一本教材都反而做不到了。”
据记者了解,在使用循环教材的情况下,由于诸多现实问题,教材不能做到上课时人手一本,产生了两个后果。第一,如蔡琳所说,“教材成为了教师手上的配套读物”。几个人共看一本教材,势必不能够确保学生对教材的细读,一些学生可能一个学期结束后还没有完整地翻看过一遍教材。第二,原本不用制作幻灯片的教材上的内容,现在都必须一一做成幻灯,增加了老师的负担。
实际上,循环教材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,还远不止上面两条。即使能确保上课时人手一本教材,老师们依然面临着让人头痛的问题。纪珉说:“如果是自己买教材,书上的作业,学生能自己动笔记一记写一写;如果是循环教材,就不能弄脏破损,学生不能在上面记录。”教材不能带回家,麻烦之处不止在于学生随手记录的习惯要改,同时还意味着他们会面临更多难题。于是,放学后留下借出教材在教室赶作业的学生存在;课上花费大段时间抄五线谱的学生存在;花几十块钱复印教材的家长,大量存在。
全国进行教材循环使用的科目多是“副科”,如音乐、美术、科学、信息技术等。这些科目是培养小孩子广泛兴趣爱好的重要环节,对艺术的欣赏与理解、对科学的好奇和探索精神、对电脑网络的了解与熟练运用,都是义务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是一位素质公民的必修课。但是,教材循环使用让这些本就不被重视的“副科”与“主科”更加泾渭分明,备受轻视,与素质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吴宁本来是一位语文老师,今年因为怀孕才教美术,她说:“本来美术课就不受重视,循环教材更让孩子们和这些科目隔绝开来。”吴宁认为,美术最重要是要自己去看、去欣赏,“很多孩子很喜欢美术书的,拿到以后都爱不释手,因为书上的图片很漂亮。”蔡琳也说:“艺术的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熏陶过程,需要孩子和教材的长期接触。”从前,孩子们在学校学了一首新歌,学了画画,可以回家唱一唱,画一画。拥有教材,让孩子与教材上的内容接触机会多了,是无形的教育。但是施行循环教材以后,学生带不走教材,更别提在教材上做笔记。不能记下所思所想所惑,教学绝对没延续性,在课堂开始,在课堂结束,课下很难进行。
语文、数学、外语这三门课,学生使用自己拥有的教材,而综合学科课程使用循环教材,这种安排,也许是从真实的情况出发,但结果却是让家长与学生更加不重视所谓“副科”,也导致了这些学科的教学质量下降。
“有的小朋友一看到美术书上的蛋糕,抑制不住就会舔一下。”吴宁说到这里的时候笑了,教育工作者特有的感染力将小学生的可爱顽皮表现得惟妙惟肖,但此时我们的话题,却严肃而让人心忧。
谈到循环教材的消毒问题,纪珉说:“学校是有紫外线灯的,书本是纸质的,所以不能像医院那样用消毒液消毒。”但当记者问到消毒频率的时候,纪珉表示这是由任课老师负责,老师只能做到“尽量卫生”。吴宁则说:“卫生方面确实是很大的隐患,有的小朋友卫生习惯差,把教材弄脏很常见。”
以一个年级4个班,课程一周2次且上课时人手一本教材为例,由于流感病毒在纸质表面可以存活两周,则一位学生感冒,就有16位学生有被传染的风险。更麻烦地是,由于教材是在年级内横向循环,这样的传染是跨班级传染,不容易隔离控制,非常容易造成流感在学校内的大传播。而如果如很多学校所做的那样,将一本书同时分给5~6个学生看,那么传染的范围和速度更会剧增,两周内通过同一本书接触到感冒病毒的人数可能接近百人。
在推行教材循环使用之时,曾经设想的美好的“定期消毒”在现实中已成泡影,记者所采访的学校,都没有组织专人对大批教材消毒,有的学校甚至没有紫外线灯,根本不具备对教材进行基本消毒的能力。
一项教育政策,首先应该利于谁?记者认为,永远是学生。在此次采访的过程中,记者发现,所有的老师都承认学生的书包是减轻了,这也是循环教材推行的重要成果之一,但是正如吴宁所说:“一本美术书有多重呢?”减掉了一本美术或者一本音乐教材,孩子们的书包里还有“课外辅导书、主科的各种书更不可思议的是工具书”。
循环教材如果不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,不利于教师更好地传播知识,那它剩下的惟一优点就是节约。诚然,节约纸张是对,保护树木更是应该,但面对着社会上大量的纸张浪费,回收环节缺失,难道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节省下一代的教材?也许一个省通过循环使用所有科目的教材,确实可以每年节省18亿元的开支,但是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将破8万亿的国家来说,这笔投向民族未来的钱,真的应该省下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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